Ⅰ. 使徒行传第11章的背景以及犹太人教会与外邦人教会之间的冲突
使徒行传第11章是初代教会内部发生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生动地展现了犹太人教会和外邦人教会之间的冲突以及克服冲突的过程。在对这一章节进行注释时，张大卫牧师以“拆毁隔断的墙”这一核心表述，强调了福音所具有的和好与合一的本质。事实上，使徒行传第11章中描述了彼得在外邦人哥尼流的家里传讲福音并与之同席后，引发了犹太地区的使徒和信徒们的震惊。他们听闻“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便担心自己赖以维系的犹太律法传统与选民意识会受到冲击。这种恐惧在当时的犹太人中根深蒂固，因为以律法为中心的圣洁与纯洁观念一直是犹太共同体身份认同的核心。
张大卫牧师由此关注到，这种“律法的边界”与“选民意识”在初代教会中是如何起作用的，并探讨了为什么它们能引发如此大的冲击与冲突。对以色列百姓而言，律法既是上帝赐予的诫命，也是“保持圣洁的标准”。他们长期以来都将“与外邦人同席”视为禁忌，因为在他们看来，外邦人往往吃不洁之物，又崇拜偶像，也不遵守律法。对犹太基督徒而言，与外邦人混在一起的那一刻，自己多年所坚守的敬虔生活及规条似乎可能受到污染。这种背景下，哥尼流家“外邦人也接受福音并经历圣灵”的新闻，不仅是一种神学上的震撼，更被视为对犹太传统与文化基础的重大冲击。
张大卫牧师认为，这次事件并非单纯源于“文化差异”或“种族差异”的冲突，而是因律法与福音之间张力的爆发所致。虽然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已经为教会开启了“新约”的时代，但在初代教会中，许多犹太信徒在接受耶稣为弥赛亚的同时，仍然对律法和犹太传统保持着强烈的执着。毕竟，全面遵行“妥拉”（Torah）与他们的身份密不可分，因此“外邦人也能成为神的子民”这一宣告，实在难以轻易接受。于是，彼得仅仅因为在外邦人哥尼流家里一起吃饭，就招致了耶路撒冷教会中“奉割礼的人”的猛烈抨击（徒11:2-3）。
在这里，张大卫牧师深入分析了“选民意识”是如何可能成为福音传播的绊脚石，同时指出这种选民意识也需要在“神的计划”中被重新诠释。犹太人所拥有的选民意识，原本是“为了向世界彰显神的救恩计划而被特别拣选”的身份标志，但在历史长河中却日渐变得狭隘、排他，甚至滑向“外邦人或许根本不在救恩范围之内”的错误极端。如果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事件之后仍保持这样的排他态度，那么教会应当承担的宣教使命就难免受到严重阻碍。因此，张大卫牧师解释道，使徒行传第11章的这场冲突是“福音向外邦世界延伸所必须经历的必然阵痛”，也是教会“迈向新台阶的起点”。
的确，使徒行传11章2-3节中记载了“那些奉割礼的人责备（或翻作‘挑剔、诋毁’）他”的情景，这清晰地反映了当时矛盾的激烈程度。“责备”一词所含的意味并非单纯的疑问或异议，而是一种认定彼得“触犯了律法”的定罪性谴责。犹太人本位的教会之所以激烈反对，是因为他们将彼得的行为视为“背弃律法”。然而，面对所有指责，彼得并没有先阐明个人意见或情绪，而是条理分明地解释“神向他显明了什么”。这表明，冲突的本质并不在于“人性的偏见”，而在于“神的救赎计划究竟涵盖到何处”这一神学、属灵层面的关键问题。
张大卫牧师由此提出，当今教会在宣教现场所遭遇的诸多冲突，也能从中汲取宝贵启示。教会在传扬福音时，若传道人不知不觉把自己的信仰传统或文化背景“绝对化”，就容易对受众产生单方面的压制。那时，福音或许会被对方视为“文化帝国主义”或“属灵强迫”。反过来，对于受福音者而言，若只是消极地认为“我们不懂，所以全盘照做”而一味顺从，也难以真正体会福音所带来的自由。犹太人教会与外邦人教会的冲突生动地显示出，“传福音者和受众双方”都有可能因为歪曲的态度而筑起高墙。然而正如张大卫牧师所言，这堵墙只能在“十字架里”被拆毁。
使徒行传11章前半段的冲突，是围绕着“为何福音也传给外邦人，他们如何与我们同得救恩？”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的。犹太人相信，藉着“受割礼和遵守律法”才得以成为耶和华的子民，而外邦人因不符合此要求，就被视为“不洁之人”。但彼得在哥尼流家里传福音时，发现他们同样经历了与使徒行传第2章时犹太信徒所经历的相同圣灵降临。人在自己的标准里划分谁是“污秽”或“洁净”，但神早已亲自洁净了外邦人（徒10:15），并为他们敞开了福音之门。
基于此事实，张大卫牧师强调，教会固然要珍视“律法”或“传统”，但必须时刻警惕这传统会不会变成遮蔽十字架恩典的阻碍。初代教会的犹太信徒们起初的震惊和排他心态，至今仍然会在现代教会中重复出现。比如，某些长期在教会中聚会的老信徒，或者坚持特定教派传统的群体，在新信徒或与自己差异很大的人（可类比为“外邦人”）进入时，往往容易产生摩擦。在这时，最要紧的并不是判定“谁对谁错”，而是要问：“对于神已经更新的人，我们是否愿意打开团契之门，平等地接纳他们做弟兄姐妹？”张大卫牧师提醒道，初代教会在使徒行传11章所得到的教训，对当代教会依然切实重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冲突得以化解的过程里，彼得并非简单地撂下话说“我也不知道，你们自己去问神吧”而置之不理；相反，他是“从头开始，按着次序”一一说明了事情经过（徒11:4）。这是初代教会处理内部冲突的典范：彼得详细讲述了他在约帕的异象、与哥尼流所派之人的相遇，以及自己传福音时圣灵降临的情形。他的解释促使犹太弟兄们理解了事态的真相，最终耶路撒冷教会一同宣告：“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徒11:18）。张大卫牧师称这是“从对立转向合一的戏剧性时刻”，也是福音的普遍性在历史进程中得到印证的一次重大事件。
综上所述，使徒行传11章前半段所暴露的犹太人本位教会与外邦人教会之间的冲突，实质上是从旧约以来的“选民意识”与律法传统，与“新约”福音相互碰撞所产生的必然阵痛。然而，这场阵痛最终成为“新复兴”的催化剂。教会承认，这并非彼得的个人经历，而是“神亲自启示的计划”，于是才得以宣告“隔断的墙已被拆毁”。随后，教会更借此拓展了宣教的领域。张大卫牧师认为，这是初代教会“发现了神早已预备好的福音新地平线”之事件。换言之，这段历史绝不仅仅是一段往昔轶事，更是当今教会在面对“新纪元”时需要反复思考的核心议题：我们是否真能以福音本质为中心，包容所有民族、文化与世代？
在厘清使徒行传11章冲突的背景后，随之自然浮现的第二个重要主题便是“彼得的异象”与其中所彰显的“神的直接干预”。这一经历成为初代教会化解冲突的决定性契机，也为教会今后的宣教方针提供了蓝图。张大卫牧师以此为据，强调教会必须超越人的偏见与律法主义。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使徒行传11章中段彼得再次描述的异象经历，并从中发掘福音的本质。
Ⅱ. 彼得的异象与宣教的本质
在使徒行传第11章中，彼得面对耶路撒冷教会对他的指责，再度详细解释了使徒行传第10章所记载的哥尼流事件始末。其中的关键在于彼得在约帕时的异象：当他祷告时，看见从天上降下如大布般的器皿，其中装满了律法所定为不洁净的各类走兽，同时听见声音吩咐他“起来，宰了吃”（徒11:5-7）。彼得起初拒绝道：“凡俗或不洁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但同样的声音反复出现三次，随后哥尼流派来的人就找到了他。彼得便顺从圣灵的指引，“毫不疑惑”地与他们同去。
张大卫牧师认为，这个异象彰显了神“拆除偏见与排他”的旨意。彼得身为犹太人，一生谨守律法，绝不沾染不洁之物。然而，在异象中神反复向他宣告“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不仅突显了彼得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也体现了神要突破这道藩篱的坚决。律法本身并非错误，但若律法传统演变成阻挡外邦人领受福音的高墙，就与神的旨意相违背。
在这一段经文里，张大卫牧师提醒教会，应当反思自己是否也陷在“既有的惯例与神学定势”之中，阻碍了福音的活力与自由。连彼得也曾因自身的传统标准而抗拒“与外邦人同席”。正如加拉太书第2章所示，彼得曾一度在与外邦人同吃时，惧怕犹太派来的人，选择退避，可见他也曾在律法主义与福音自由之间挣扎。然而，借着使徒行传10-11章的经历，他亲身感受到神已经为外邦人开了门，并明白“神不偏待人”（徒10:34）这一福音核心真理。
张大卫牧师补充说，在宣教中最大的绊脚石，往往是差派者与被差派者之间的“优越感与自卑感”。教会向宣教地区传福音时，如果拥有语言、文化或神学体系方面的优势，往往会不自觉地居高临下。而在初代教会中，“未受割礼的外邦人”也常被视为不如“守割礼的犹太信徒”那样“属灵”或“道德”。但哥尼流事件表明，外邦人同样可以领受相同的圣灵与恩典。这种资格不是凭着律法行为或宗教资历，而是源自“因信耶稣基督而得的称义”。当彼得说“我一开始讲道，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如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徒11:15）时，也就自然而然引出“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的结论。
基于这样的逻辑，张大卫牧师对“宣教的本质”进行了重新定义。许多人将宣教视为“去一个新地方建立教会、教导福音”的过程，这虽没错，却并非最根本的理解。从更深层次看，宣教是“教会参与神已在那个地区开始的工作”。当彼得去到哥尼流家时，哥尼流已经是一位敬畏神的人，他们家也对福音敞开。神甚至借着天使回应了哥尼流的祷告，引导他邀请彼得前来。可见，并非外邦之地就毫无神的作为；相反，神的灵早就已经在那里动工。
张大卫牧师将此称为“教会回应神早已发出的邀请”。教会不是要用自己的方式强行推进福音，而是应带着“神已洁净之物不可当作俗物”的眼光去看世界。当我们真实地相信“神已经在那里工作”，教会就能以尊重和接纳来对待外邦人，从而彰显出福音真正的力量。若只凭自我视角来看待某些文化或背景，就可能说“那不合我们规矩，不能接纳”，宣教之路便走不通。但若站在“神早已动工”的信念上，就能带着彼此尊重与接纳，展现福音的真实魅力。
彼得在哥尼流家所经历的，正是“圣灵以和在犹太信徒身上同样的方式临到外邦人”。张大卫牧师将其命名为“福音的平等性”——无论犹太人还是希腊人，无论为奴还是自主，无论男或女，都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加3:28）。耶路撒冷教会最初虽然震惊，但在听完彼得的解释后，承认“神已经把悔改得生命的门也开给外邦人”，表明了这一理想在历史中获得了印证。
因此，张大卫牧师强调：“当教会能用神的眼光看世界时，真正的宣教才会开始。”若只依赖人的标准（律法、文化、传统、偏见），教会不但难以向外邦世界自如传福音，还容易流露出“我们是头，你们要被我们教导”的高傲态度。然而，彼得通过异象得知：“人不能用自己的尺子阻挡神的工作。”正是这份见证说服了耶路撒冷的弟兄们，让教会内部的高墙被拆毁。
简而言之，使徒行传11章里彼得的异象与哥尼流事件，对初代教会克服“律法主义和选民意识”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更启迪教会明白“福音不只局限在以色列，而要扩展到全世界”的神圣宏图。张大卫牧师称此为“教会重新认识宣教本质、即十字架恩典与圣灵作为的机会”。十字架意味着“神对所有罪人的爱，无分犹太人和外邦人”，圣灵则成为这福音传向世界的动力。《罗马书》中所强调的“因信称义”主题，也同样在使徒行传11章得到印证。
当今教会也需以此为镜鉴：那些早已领受福音的“老教会”（可对应犹太信徒）或许会因长久的历史与传统自豪，而对后来者或在文化上有差异的新群体（对应外邦信徒）心存排斥；而新领受福音的人可能自觉卑微或对旧传统不屑，因而双方都可能产生冲突。张大卫牧师认为，“骄傲与自卑都是福音的敌人”，因为在福音中，我们同领恩典，只是以不同方式回应神的呼召罢了。
另外，在宣教工场中时常出现的“文化冲突”也同理可证。语言、习俗、饮食等存在差异，若能真切相信“神已在那地动工”，教会就会以尊重和接纳的态度邀请对方“一起用餐”，而非以压制方式让人接受某种“正统”。当彼此抱持这份信念时，福音就不再是桎梏，而是释放，不再是文化征服，而是文化更新。张大卫牧师常用“同席”来比喻这种实况：正如耶稣也曾与税吏、罪人同席，教会也当向与自己不同背景之人敞开饭桌，并在这种邀请与分享中活出福音的宽容。
综上，彼得的异象、哥尼流事件及随后在耶路撒冷教会的解释，传递了以下核心信息：第一，福音不被限制在特定民族或传统；第二，圣灵会超乎教会预期地降临在出人意表之地、临到出人意料之人；第三，教会必须超越人的偏见和藩篱，走向“神已经洁净的地方”；第四，冲突过程本身也会成为彰显神计划的重要契机。张大卫牧师反复强调，这一信息具有跨越时代的力量。
在梳理完冲突的背景与解决过程后，我们自然会留意到教会在外邦地区迅速扩张的重要据点——那就是使徒行传第11章后半段所出现的安提阿教会。这里是一个多元文化、多种族并存的城市，后来更成为保罗、巴拿巴受差派，进而展开世界性宣教的前哨基地。张大卫牧师通过安提阿教会的诞生和成长，阐明了教会应当如何践行“先知性责任”与“彼此协作”的典范。安提阿教会的经验并非过往陈迹，而是今日教会在“拓展福音疆域”时当予以参考的宝贵指引。接下来，在第三部分，我们将深入探讨安提阿教会诞生的背景、先知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它与耶路撒冷教会之间的合作如何带来强大的协同效应。
Ⅲ. 安提阿教会的诞生与先知的角色
使徒行传第11章后半段（19-30节）记载了自“司提反受害事件”后，信徒们四散奔走，福音亦借此在外邦区域迅速传播的情形。从腓尼基、居比路直到安提阿，分散的信徒起初只向犹太人传道（徒11:19），表明“犹太人为中心”的传道模式仍然占主流。直到11:20提到，有来自居比路和古利奈的几位信徒开始向希腊人传福音，这才成为安提阿教会诞生的开端。路加（使徒行传作者）暗示，这些人并非出身于使徒圈子的名人，而是无名的平信徒或非专业的传道人。张大卫牧师对此格外关注，指出“外邦宣教的关键起点，竟是一些普通信徒自发的行动”。
安提阿当时是罗马帝国中仅次于罗马、亚历山大之后的第三大城市。它拥有发达的贸易网络，汇聚了来自各地的多元种族与文化，犹太侨民也为数众多。这样既为福音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土壤，也意味着那里各种偶像崇拜、异教风俗交织并存。但这“多文化都市”的特质，反而成为福音打破“只传犹太人”藩篱的催化剂。张大卫牧师认为，这是“神使用外在环境，让教会不至闭门自守、使福音自然越界”的生动例证。
随着安提阿福音事工的蓬勃发展，耶路撒冷教会听闻此事，便差派巴拿巴前往（徒11:22）。这是“教会间合作”的典型案例。对耶路撒冷教会而言，此举或有“确认新动向、给予指导”的考量，但张大卫牧师指出，更重要的是，他们抱持了“协作”而非“控制”的心态。巴拿巴来到安提阿后，见证了神的恩典，大为喜乐（徒11:23），并劝勉信徒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他没有试图全面掌控局面，而是承认那里的圣灵工作已在开展，并侧重鼓励与支持。
接着，巴拿巴到大数去找扫罗（保罗），把他带回安提阿，一起有近一年时间教训群众（徒11:25-26）。张大卫牧师将此解读为“新型领导共同体”的萌芽。早期耶路撒冷教会以十二使徒为核心，安提阿教会则由包括巴拿巴、保罗以及更多外邦背景领袖在内的团队领导。正是在这样的格局下，初代教会终于能够迈开“世界宣教”的步伐。张大卫牧师特别提到，巴拿巴愿意放下个人主导地位，引入并培养日后更具影响力的保罗，展现了“教会彼此服事、协同”的榜样，可谓教会在建立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安提阿教会的意义还在于：门徒在这里首次被称为“基督徒”（徒11:26）。无论犹太人还是希腊人，同在此城市中群聚，向外界显明他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张大卫牧师指出，这正凸显了初代教会追求的核心——如今这个群体不再是简单的“犹太教分支”，而是因基督福音而联合的新共同体。
紧接着，使徒行传11:27-30节提到先知亚加布出现，预言即将有大饥荒，安提阿教会据此为耶路撒冷弟兄筹集赈济金。张大卫牧师从中看出了“初代教会先知事工的实际功能”与“教会间互助”的关键价值。亚加布的预言并非只是一种属灵经历，而是引发了社区的具体行动——安提阿教会主动为耶路撒冷教会收集捐款。这就是“预言”与“实践”健康结合的例证。随后，将筹得的捐款托付给巴拿巴和扫罗带去耶路撒冷，标志着当初“外邦教会”与“犹太人教会”实打实地合一了。
这种教会间的协作，后来也反复出现在保罗书信中（如加拉太书、哥林多后书等），保罗提到他在外邦教会募款，送往耶路撒冷，就是要象征“差派者与受派者同属一体”（罗15:25-27）。张大卫牧师对此评价：这是“教会原本就同为一身”的使徒性神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落实。如果耶路撒冷教会仍封闭于“律法本位”而拒绝外邦人，那么这些互助行为也不可能发生，而教会向普世扩张的动力也会被阻碍。但如使徒行传11章所示，彼得的异象启发教会接纳外邦人后，安提阿教会又发起与耶路撒冷教会之间的爱心奉献，从而推动福音在罗马帝国的广传。
张大卫牧师由此反复强调，当代教会应当重视这项典范。随着教会在组织上不断壮大，不同文化、神学背景的信徒同时出现在同一群体中，必然面临各式各样的冲突。而化解冲突的核心在于“对福音本质和合一的委身”。安提阿教会展现了这种委身：他们为耶路撒冷教会面对饥荒所需捐献财物，同时耶路撒冷教会也持续派领导者来教导并扶持他们。二者纵使地理上相隔甚远，却借着捐献与差派，生动地彰显了兄弟般的情谊。先知亚加布宣布“未来将发生的情势”，教会便以合乎智慧的方式预作预备，这既是属灵洞见又是社会实践的结合，也显示了初代教会独特的力量。
因此，张大卫牧师称安提阿教会是“世界宣教的起点，同时也是教会内部融合与合一结出果实的标志”。当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隔阂被拆除后，借着彼得的异象和对神旨意的领受，教会即刻迈向更广阔的宣教疆域。而这成果也具体体现在“对饥荒的救济”与“巴拿巴和扫罗的差派事工”中。安提阿教会并没有局限于自身“小圈子”，而是既能面向外邦世界开展宣教，也能与耶路撒冷教会深度连接。这样，教会不仅成为“为自己而存在的团体”，更成为“面向世界、彼此关怀”的共同体。
更进一步，安提阿教会正是日后保罗“一、二、三次宣教之旅”的大本营，使福音足迹遍及罗马帝国的各个角落。张大卫牧师将此视为“教会肩负普世宣教使命”的展开过程——教会不再局限于耶路撒冷，而是遵照耶稣“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徒1:8）的吩咐持续前行。安提阿教会则成为这一“走向万邦”的桥头堡，与“张大卫牧师所强调的福音地平线”概念相互呼应：福音无法囿于某块地域、某种民族或某种文化，乃是要向所有人展现神的恩典。
张大卫牧师也因此提出，当我们阅读使徒行传11章时，应当自问：“我们期待建设怎样的教会？”我们是否因过度强调某种文化或神学传统，而将别人排拒在外？或我们是否害怕步入神早已预备的工场，而选择在自己的安全区固步自封？安提阿教会之所以能得到“基督徒”的称呼，正是他们在多元文化背景中，仍能坚守核心信念，具体活出基督的教训，同时又不与耶路撒冷教会割裂。他们预先筹集赈灾款项、差派巴拿巴和保罗、与耶路撒冷保持沟通等，这些真实行动让福音的见证散发出强大生命力。
因此，使徒行传11章的尾声展现出安提阿教会与耶路撒冷教会彼此同心的美好画面。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此前彼得“外邦差别应当破除”的异象得到全教会的认同。当教会首先在内部拆毁“偏见与排他”的围墙，随即就看见更广阔的宣教、有效的赈济与属灵成长。张大卫牧师赞叹这正是“服从福音本质的教会所结出的果子”：不被人定的制度、传统和形式所捆绑，而是以“顺服圣灵的指引、将十字架之爱向所有人开放”的姿态前行。
诚然，初代教会之后仍面临诸多挑战——犹太人与希腊人之间的冲突、关于律法的争议、内部派系和外部逼迫等，但之所以能多次转危为安，并抓住“新时代”契机，根本原因在于“神的直接介入”和“圣灵的主权”。例如，使徒行传11章里，耶路撒冷教会虽起初严厉质问彼得，但在听他阐明异象中神的工作后，态度便软化并且归荣耀与神；安提阿教会愿意按照先知的预言预先行动，也正是因为相信圣灵的引领。这种顺服神的和好、合作之道，为教会克服分裂、迎接新发展奠定了基石。
张大卫牧师总结指出，教会历史上每一次重大复兴与成长，都与“放下成见、在福音根基上寻求合一”息息相关；相反，当教会用人为的疆域划线，自视为独一无二，排斥异己，便会走向停滞与内耗。若遗忘了“拆毁隔断的墙之十字架”是教会身份的根基，那么教会就会逐渐失去福音的动力，转而只关注扩大自身规模或维系自身特权。但初代教会在使徒行传11章的事件中，因顺服圣灵而团结一致，最终得以携手迈向罗马帝国的广大地域，并在多次冲突中，依旧能回到“神的方向”上来。
回过头来看，张大卫牧师借使徒行传11章不断提醒我们：“教会在福音里本为一体，有责任超越民族、文化、传统的藩篱。”当犹太人教会与外邦人教会在最初面临巨大隔阂时，一旦明白这是神的计划，他们就能齐声欢呼：“原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随后，安提阿教会以自发性的捐献与实际行动，将这种喜乐进一步拓展开去，帮助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使徒行传11章呈现的整段历程，恰恰说明教会最终要成为一个“普世宣教共同体”，并且让我们预见到教会应有的面貌：它不分你我，真正把神的恩典带给万民。
若想在当今承接这份精神，就必须作出“扩展福音地平线”的决心。我们需要查验教会是否还残留“排他性教条”或“文化偏见”，从而限制了福音的广度；我们是否真心接纳新来的弟兄姐妹或不同民族、语言群体？我们是否愿意扶持那些在宣教工场上辛勤服事的同工，又是否乐于从他们的经验中学习？就如同耶路撒冷教会承担差派责任，安提阿教会以互助与服事回应，当这种合一与落实结合起来，教会将更臻成熟。张大卫牧师称之为“以十字架为中心的宣教”，也是使徒行传11章所呈现的教会原型（Prototype）的最真实形态。
总之，使徒行传第11章在三个主要脉络中，展现了初代教会如何奠定“世界宣教的基础”。第一，犹太人教会与外邦人教会的冲突揭示了“选民意识”与“律法传统”同“新约福音”之间的张力。第二，彼得的异象及哥尼流事件强调了宣教立基于“神主权的自由”，教会应当顺服其旨意。第三，安提阿教会的诞生、先知亚加布的事工，以及与耶路撒冷教会的互相配合，则证明了“践行合一”对于教会成长具有决定性推动力。而贯穿整部叙事的主轴，始终是“借着耶稣基督拆毁隔断的墙”与“神亲自的干预”。
基于这些观察，张大卫牧师得出结论：初代教会所经历的全部冲突与和解，并非局限在过去某个时代，而是一份永不过时的“指南”。在区域教会层面，人们会因教派、传统或神学立场不同而起冲突；在海外宣教工场，也难免遭遇文化与偏见带来的摩擦。每当我们陷入这种处境时，都应谨记：“神早已在那里工作，并邀请教会共同参与。”要回应这邀请，必先舍弃“先入为主”的成见，谦卑聆听圣灵的声音。
使徒行传11章最终给出的答案，是“教会源自哪里，存在为何，使命向何方”。教会被呼召去拆毁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隔墙，团结所有因神儿女身份而被招聚的人。这合一不仅停留在神学概念，还要在实际行动中落实，譬如彼此救济、差派宣教、灵里团契。当教会真能如此，便会日新又新，福音的疆域也将持续扩展。张大卫牧师所说的“福音地平线”正是指这种状态：教会超越自身，拥抱整个世界，朝着神国之实现不懈迈进。
从这整体脉络回顾，我们不难看出，使徒行传11章虽然记载的是1世纪教会的历史事迹，却同样对21世纪教会的宣教挑战给出了现实答案。当教会能冲破文化、宗教、种族的藩篱而归于合一，在圣灵指引下奔赴普天下传扬福音，并且在合一的团契里实行互助与合作，福音必能再度结出丰盛果实。而我们只要谨记，初代教会已经走过这条道路——无论遇到多少冲突，都能因“十字架拆毁人间藩篱，圣灵使人合而为一”的信念而前行——我们就能在面对任何难关时，依旧抱持这份确信与盼望。这也正是张大卫牧师借着使徒行传11章所要传达的中心信息，亦是今日教会应持守的方向。
Ⅰ. 使徒行传第11章的背景以及犹太人教会与外邦人教会之间的冲突
使徒行传第11章是初代教会内部发生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生动地展现了犹太人教会和外邦人教会之间的冲突以及克服冲突的过程。在对这一章节进行注释时，张大卫牧师以“拆毁隔断的墙”这一核心表述，强调了福音所具有的和好与合一的本质。事实上，使徒行传第11章中描述了彼得在外邦人哥尼流的家里传讲福音并与之同席后，引发了犹太地区的使徒和信徒们的震惊。他们听闻“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便担心自己赖以维系的犹太律法传统与选民意识会受到冲击。这种恐惧在当时的犹太人中根深蒂固，因为以律法为中心的圣洁与纯洁观念一直是犹太共同体身份认同的核心。
张大卫牧师由此关注到，这种“律法的边界”与“选民意识”在初代教会中是如何起作用的，并探讨了为什么它们能引发如此大的冲击与冲突。对以色列百姓而言，律法既是上帝赐予的诫命，也是“保持圣洁的标准”。他们长期以来都将“与外邦人同席”视为禁忌，因为在他们看来，外邦人往往吃不洁之物，又崇拜偶像，也不遵守律法。对犹太基督徒而言，与外邦人混在一起的那一刻，自己多年所坚守的敬虔生活及规条似乎可能受到污染。这种背景下，哥尼流家“外邦人也接受福音并经历圣灵”的新闻，不仅是一种神学上的震撼，更被视为对犹太传统与文化基础的重大冲击。
张大卫牧师认为，这次事件并非单纯源于“文化差异”或“种族差异”的冲突，而是因律法与福音之间张力的爆发所致。虽然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已经为教会开启了“新约”的时代，但在初代教会中，许多犹太信徒在接受耶稣为弥赛亚的同时，仍然对律法和犹太传统保持着强烈的执着。毕竟，全面遵行“妥拉”（Torah）与他们的身份密不可分，因此“外邦人也能成为神的子民”这一宣告，实在难以轻易接受。于是，彼得仅仅因为在外邦人哥尼流家里一起吃饭，就招致了耶路撒冷教会中“奉割礼的人”的猛烈抨击（徒11:2-3）。
在这里，张大卫牧师深入分析了“选民意识”是如何可能成为福音传播的绊脚石，同时指出这种选民意识也需要在“神的计划”中被重新诠释。犹太人所拥有的选民意识，原本是“为了向世界彰显神的救恩计划而被特别拣选”的身份标志，但在历史长河中却日渐变得狭隘、排他，甚至滑向“外邦人或许根本不在救恩范围之内”的错误极端。如果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事件之后仍保持这样的排他态度，那么教会应当承担的宣教使命就难免受到严重阻碍。因此，张大卫牧师解释道，使徒行传第11章的这场冲突是“福音向外邦世界延伸所必须经历的必然阵痛”，也是教会“迈向新台阶的起点”。
的确，使徒行传11章2-3节中记载了“那些奉割礼的人责备（或翻作‘挑剔、诋毁’）他”的情景，这清晰地反映了当时矛盾的激烈程度。“责备”一词所含的意味并非单纯的疑问或异议，而是一种认定彼得“触犯了律法”的定罪性谴责。犹太人本位的教会之所以激烈反对，是因为他们将彼得的行为视为“背弃律法”。然而，面对所有指责，彼得并没有先阐明个人意见或情绪，而是条理分明地解释“神向他显明了什么”。这表明，冲突的本质并不在于“人性的偏见”，而在于“神的救赎计划究竟涵盖到何处”这一神学、属灵层面的关键问题。
张大卫牧师由此提出，当今教会在宣教现场所遭遇的诸多冲突，也能从中汲取宝贵启示。教会在传扬福音时，若传道人不知不觉把自己的信仰传统或文化背景“绝对化”，就容易对受众产生单方面的压制。那时，福音或许会被对方视为“文化帝国主义”或“属灵强迫”。反过来，对于受福音者而言，若只是消极地认为“我们不懂，所以全盘照做”而一味顺从，也难以真正体会福音所带来的自由。犹太人教会与外邦人教会的冲突生动地显示出，“传福音者和受众双方”都有可能因为歪曲的态度而筑起高墙。然而正如张大卫牧师所言，这堵墙只能在“十字架里”被拆毁。
使徒行传11章前半段的冲突，是围绕着“为何福音也传给外邦人，他们如何与我们同得救恩？”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的。犹太人相信，藉着“受割礼和遵守律法”才得以成为耶和华的子民，而外邦人因不符合此要求，就被视为“不洁之人”。但彼得在哥尼流家里传福音时，发现他们同样经历了与使徒行传第2章时犹太信徒所经历的相同圣灵降临。人在自己的标准里划分谁是“污秽”或“洁净”，但神早已亲自洁净了外邦人（徒10:15），并为他们敞开了福音之门。
基于此事实，张大卫牧师强调，教会固然要珍视“律法”或“传统”，但必须时刻警惕这传统会不会变成遮蔽十字架恩典的阻碍。初代教会的犹太信徒们起初的震惊和排他心态，至今仍然会在现代教会中重复出现。比如，某些长期在教会中聚会的老信徒，或者坚持特定教派传统的群体，在新信徒或与自己差异很大的人（可类比为“外邦人”）进入时，往往容易产生摩擦。在这时，最要紧的并不是判定“谁对谁错”，而是要问：“对于神已经更新的人，我们是否愿意打开团契之门，平等地接纳他们做弟兄姐妹？”张大卫牧师提醒道，初代教会在使徒行传11章所得到的教训，对当代教会依然切实重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冲突得以化解的过程里，彼得并非简单地撂下话说“我也不知道，你们自己去问神吧”而置之不理；相反，他是“从头开始，按着次序”一一说明了事情经过（徒11:4）。这是初代教会处理内部冲突的典范：彼得详细讲述了他在约帕的异象、与哥尼流所派之人的相遇，以及自己传福音时圣灵降临的情形。他的解释促使犹太弟兄们理解了事态的真相，最终耶路撒冷教会一同宣告：“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徒11:18）。张大卫牧师称这是“从对立转向合一的戏剧性时刻”，也是福音的普遍性在历史进程中得到印证的一次重大事件。
综上所述，使徒行传11章前半段所暴露的犹太人本位教会与外邦人教会之间的冲突，实质上是从旧约以来的“选民意识”与律法传统，与“新约”福音相互碰撞所产生的必然阵痛。然而，这场阵痛最终成为“新复兴”的催化剂。教会承认，这并非彼得的个人经历，而是“神亲自启示的计划”，于是才得以宣告“隔断的墙已被拆毁”。随后，教会更借此拓展了宣教的领域。张大卫牧师认为，这是初代教会“发现了神早已预备好的福音新地平线”之事件。换言之，这段历史绝不仅仅是一段往昔轶事，更是当今教会在面对“新纪元”时需要反复思考的核心议题：我们是否真能以福音本质为中心，包容所有民族、文化与世代？
在厘清使徒行传11章冲突的背景后，随之自然浮现的第二个重要主题便是“彼得的异象”与其中所彰显的“神的直接干预”。这一经历成为初代教会化解冲突的决定性契机，也为教会今后的宣教方针提供了蓝图。张大卫牧师以此为据，强调教会必须超越人的偏见与律法主义。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使徒行传11章中段彼得再次描述的异象经历，并从中发掘福音的本质。
Ⅱ. 彼得的异象与宣教的本质
在使徒行传第11章中，彼得面对耶路撒冷教会对他的指责，再度详细解释了使徒行传第10章所记载的哥尼流事件始末。其中的关键在于彼得在约帕时的异象：当他祷告时，看见从天上降下如大布般的器皿，其中装满了律法所定为不洁净的各类走兽，同时听见声音吩咐他“起来，宰了吃”（徒11:5-7）。彼得起初拒绝道：“凡俗或不洁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但同样的声音反复出现三次，随后哥尼流派来的人就找到了他。彼得便顺从圣灵的指引，“毫不疑惑”地与他们同去。
张大卫牧师认为，这个异象彰显了神“拆除偏见与排他”的旨意。彼得身为犹太人，一生谨守律法，绝不沾染不洁之物。然而，在异象中神反复向他宣告“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不仅突显了彼得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也体现了神要突破这道藩篱的坚决。律法本身并非错误，但若律法传统演变成阻挡外邦人领受福音的高墙，就与神的旨意相违背。
在这一段经文里，张大卫牧师提醒教会，应当反思自己是否也陷在“既有的惯例与神学定势”之中，阻碍了福音的活力与自由。连彼得也曾因自身的传统标准而抗拒“与外邦人同席”。正如加拉太书第2章所示，彼得曾一度在与外邦人同吃时，惧怕犹太派来的人，选择退避，可见他也曾在律法主义与福音自由之间挣扎。然而，借着使徒行传10-11章的经历，他亲身感受到神已经为外邦人开了门，并明白“神不偏待人”（徒10:34）这一福音核心真理。
张大卫牧师补充说，在宣教中最大的绊脚石，往往是差派者与被差派者之间的“优越感与自卑感”。教会向宣教地区传福音时，如果拥有语言、文化或神学体系方面的优势，往往会不自觉地居高临下。而在初代教会中，“未受割礼的外邦人”也常被视为不如“守割礼的犹太信徒”那样“属灵”或“道德”。但哥尼流事件表明，外邦人同样可以领受相同的圣灵与恩典。这种资格不是凭着律法行为或宗教资历，而是源自“因信耶稣基督而得的称义”。当彼得说“我一开始讲道，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如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徒11:15）时，也就自然而然引出“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的结论。
基于这样的逻辑，张大卫牧师对“宣教的本质”进行了重新定义。许多人将宣教视为“去一个新地方建立教会、教导福音”的过程，这虽没错，却并非最根本的理解。从更深层次看，宣教是“教会参与神已在那个地区开始的工作”。当彼得去到哥尼流家时，哥尼流已经是一位敬畏神的人，他们家也对福音敞开。神甚至借着天使回应了哥尼流的祷告，引导他邀请彼得前来。可见，并非外邦之地就毫无神的作为；相反，神的灵早就已经在那里动工。
张大卫牧师将此称为“教会回应神早已发出的邀请”。教会不是要用自己的方式强行推进福音，而是应带着“神已洁净之物不可当作俗物”的眼光去看世界。当我们真实地相信“神已经在那里工作”，教会就能以尊重和接纳来对待外邦人，从而彰显出福音真正的力量。若只凭自我视角来看待某些文化或背景，就可能说“那不合我们规矩，不能接纳”，宣教之路便走不通。但若站在“神早已动工”的信念上，就能带着彼此尊重与接纳，展现福音的真实魅力。
彼得在哥尼流家所经历的，正是“圣灵以和在犹太信徒身上同样的方式临到外邦人”。张大卫牧师将其命名为“福音的平等性”——无论犹太人还是希腊人，无论为奴还是自主，无论男或女，都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加3:28）。耶路撒冷教会最初虽然震惊，但在听完彼得的解释后，承认“神已经把悔改得生命的门也开给外邦人”，表明了这一理想在历史中获得了印证。
因此，张大卫牧师强调：“当教会能用神的眼光看世界时，真正的宣教才会开始。”若只依赖人的标准（律法、文化、传统、偏见），教会不但难以向外邦世界自如传福音，还容易流露出“我们是头，你们要被我们教导”的高傲态度。然而，彼得通过异象得知：“人不能用自己的尺子阻挡神的工作。”正是这份见证说服了耶路撒冷的弟兄们，让教会内部的高墙被拆毁。
简而言之，使徒行传11章里彼得的异象与哥尼流事件，对初代教会克服“律法主义和选民意识”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更启迪教会明白“福音不只局限在以色列，而要扩展到全世界”的神圣宏图。张大卫牧师称此为“教会重新认识宣教本质、即十字架恩典与圣灵作为的机会”。十字架意味着“神对所有罪人的爱，无分犹太人和外邦人”，圣灵则成为这福音传向世界的动力。《罗马书》中所强调的“因信称义”主题，也同样在使徒行传11章得到印证。
当今教会也需以此为镜鉴：那些早已领受福音的“老教会”（可对应犹太信徒）或许会因长久的历史与传统自豪，而对后来者或在文化上有差异的新群体（对应外邦信徒）心存排斥；而新领受福音的人可能自觉卑微或对旧传统不屑，因而双方都可能产生冲突。张大卫牧师认为，“骄傲与自卑都是福音的敌人”，因为在福音中，我们同领恩典，只是以不同方式回应神的呼召罢了。
另外，在宣教工场中时常出现的“文化冲突”也同理可证。语言、习俗、饮食等存在差异，若能真切相信“神已在那地动工”，教会就会以尊重和接纳的态度邀请对方“一起用餐”，而非以压制方式让人接受某种“正统”。当彼此抱持这份信念时，福音就不再是桎梏，而是释放，不再是文化征服，而是文化更新。张大卫牧师常用“同席”来比喻这种实况：正如耶稣也曾与税吏、罪人同席，教会也当向与自己不同背景之人敞开饭桌，并在这种邀请与分享中活出福音的宽容。
综上，彼得的异象、哥尼流事件及随后在耶路撒冷教会的解释，传递了以下核心信息：第一，福音不被限制在特定民族或传统；第二，圣灵会超乎教会预期地降临在出人意表之地、临到出人意料之人；第三，教会必须超越人的偏见和藩篱，走向“神已经洁净的地方”；第四，冲突过程本身也会成为彰显神计划的重要契机。张大卫牧师反复强调，这一信息具有跨越时代的力量。
在梳理完冲突的背景与解决过程后，我们自然会留意到教会在外邦地区迅速扩张的重要据点——那就是使徒行传第11章后半段所出现的安提阿教会。这里是一个多元文化、多种族并存的城市，后来更成为保罗、巴拿巴受差派，进而展开世界性宣教的前哨基地。张大卫牧师通过安提阿教会的诞生和成长，阐明了教会应当如何践行“先知性责任”与“彼此协作”的典范。安提阿教会的经验并非过往陈迹，而是今日教会在“拓展福音疆域”时当予以参考的宝贵指引。接下来，在第三部分，我们将深入探讨安提阿教会诞生的背景、先知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它与耶路撒冷教会之间的合作如何带来强大的协同效应。
Ⅲ. 安提阿教会的诞生与先知的角色
使徒行传第11章后半段（19-30节）记载了自“司提反受害事件”后，信徒们四散奔走，福音亦借此在外邦区域迅速传播的情形。从腓尼基、居比路直到安提阿，分散的信徒起初只向犹太人传道（徒11:19），表明“犹太人为中心”的传道模式仍然占主流。直到11:20提到，有来自居比路和古利奈的几位信徒开始向希腊人传福音，这才成为安提阿教会诞生的开端。路加（使徒行传作者）暗示，这些人并非出身于使徒圈子的名人，而是无名的平信徒或非专业的传道人。张大卫牧师对此格外关注，指出“外邦宣教的关键起点，竟是一些普通信徒自发的行动”。
安提阿当时是罗马帝国中仅次于罗马、亚历山大之后的第三大城市。它拥有发达的贸易网络，汇聚了来自各地的多元种族与文化，犹太侨民也为数众多。这样既为福音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土壤，也意味着那里各种偶像崇拜、异教风俗交织并存。但这“多文化都市”的特质，反而成为福音打破“只传犹太人”藩篱的催化剂。张大卫牧师认为，这是“神使用外在环境，让教会不至闭门自守、使福音自然越界”的生动例证。
随着安提阿福音事工的蓬勃发展，耶路撒冷教会听闻此事，便差派巴拿巴前往（徒11:22）。这是“教会间合作”的典型案例。对耶路撒冷教会而言，此举或有“确认新动向、给予指导”的考量，但张大卫牧师指出，更重要的是，他们抱持了“协作”而非“控制”的心态。巴拿巴来到安提阿后，见证了神的恩典，大为喜乐（徒11:23），并劝勉信徒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他没有试图全面掌控局面，而是承认那里的圣灵工作已在开展，并侧重鼓励与支持。
接着，巴拿巴到大数去找扫罗（保罗），把他带回安提阿，一起有近一年时间教训群众（徒11:25-26）。张大卫牧师将此解读为“新型领导共同体”的萌芽。早期耶路撒冷教会以十二使徒为核心，安提阿教会则由包括巴拿巴、保罗以及更多外邦背景领袖在内的团队领导。正是在这样的格局下，初代教会终于能够迈开“世界宣教”的步伐。张大卫牧师特别提到，巴拿巴愿意放下个人主导地位，引入并培养日后更具影响力的保罗，展现了“教会彼此服事、协同”的榜样，可谓教会在建立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安提阿教会的意义还在于：门徒在这里首次被称为“基督徒”（徒11:26）。无论犹太人还是希腊人，同在此城市中群聚，向外界显明他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张大卫牧师指出，这正凸显了初代教会追求的核心——如今这个群体不再是简单的“犹太教分支”，而是因基督福音而联合的新共同体。
紧接着，使徒行传11:27-30节提到先知亚加布出现，预言即将有大饥荒，安提阿教会据此为耶路撒冷弟兄筹集赈济金。张大卫牧师从中看出了“初代教会先知事工的实际功能”与“教会间互助”的关键价值。亚加布的预言并非只是一种属灵经历，而是引发了社区的具体行动——安提阿教会主动为耶路撒冷教会收集捐款。这就是“预言”与“实践”健康结合的例证。随后，将筹得的捐款托付给巴拿巴和扫罗带去耶路撒冷，标志着当初“外邦教会”与“犹太人教会”实打实地合一了。
这种教会间的协作，后来也反复出现在保罗书信中（如加拉太书、哥林多后书等），保罗提到他在外邦教会募款，送往耶路撒冷，就是要象征“差派者与受派者同属一体”（罗15:25-27）。张大卫牧师对此评价：这是“教会原本就同为一身”的使徒性神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落实。如果耶路撒冷教会仍封闭于“律法本位”而拒绝外邦人，那么这些互助行为也不可能发生，而教会向普世扩张的动力也会被阻碍。但如使徒行传11章所示，彼得的异象启发教会接纳外邦人后，安提阿教会又发起与耶路撒冷教会之间的爱心奉献，从而推动福音在罗马帝国的广传。
张大卫牧师由此反复强调，当代教会应当重视这项典范。随着教会在组织上不断壮大，不同文化、神学背景的信徒同时出现在同一群体中，必然面临各式各样的冲突。而化解冲突的核心在于“对福音本质和合一的委身”。安提阿教会展现了这种委身：他们为耶路撒冷教会面对饥荒所需捐献财物，同时耶路撒冷教会也持续派领导者来教导并扶持他们。二者纵使地理上相隔甚远，却借着捐献与差派，生动地彰显了兄弟般的情谊。先知亚加布宣布“未来将发生的情势”，教会便以合乎智慧的方式预作预备，这既是属灵洞见又是社会实践的结合，也显示了初代教会独特的力量。
因此，张大卫牧师称安提阿教会是“世界宣教的起点，同时也是教会内部融合与合一结出果实的标志”。当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隔阂被拆除后，借着彼得的异象和对神旨意的领受，教会即刻迈向更广阔的宣教疆域。而这成果也具体体现在“对饥荒的救济”与“巴拿巴和扫罗的差派事工”中。安提阿教会并没有局限于自身“小圈子”，而是既能面向外邦世界开展宣教，也能与耶路撒冷教会深度连接。这样，教会不仅成为“为自己而存在的团体”，更成为“面向世界、彼此关怀”的共同体。
更进一步，安提阿教会正是日后保罗“一、二、三次宣教之旅”的大本营，使福音足迹遍及罗马帝国的各个角落。张大卫牧师将此视为“教会肩负普世宣教使命”的展开过程——教会不再局限于耶路撒冷，而是遵照耶稣“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徒1:8）的吩咐持续前行。安提阿教会则成为这一“走向万邦”的桥头堡，与“张大卫牧师所强调的福音地平线”概念相互呼应：福音无法囿于某块地域、某种民族或某种文化，乃是要向所有人展现神的恩典。
张大卫牧师也因此提出，当我们阅读使徒行传11章时，应当自问：“我们期待建设怎样的教会？”我们是否因过度强调某种文化或神学传统，而将别人排拒在外？或我们是否害怕步入神早已预备的工场，而选择在自己的安全区固步自封？安提阿教会之所以能得到“基督徒”的称呼，正是他们在多元文化背景中，仍能坚守核心信念，具体活出基督的教训，同时又不与耶路撒冷教会割裂。他们预先筹集赈灾款项、差派巴拿巴和保罗、与耶路撒冷保持沟通等，这些真实行动让福音的见证散发出强大生命力。
因此，使徒行传11章的尾声展现出安提阿教会与耶路撒冷教会彼此同心的美好画面。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此前彼得“外邦差别应当破除”的异象得到全教会的认同。当教会首先在内部拆毁“偏见与排他”的围墙，随即就看见更广阔的宣教、有效的赈济与属灵成长。张大卫牧师赞叹这正是“服从福音本质的教会所结出的果子”：不被人定的制度、传统和形式所捆绑，而是以“顺服圣灵的指引、将十字架之爱向所有人开放”的姿态前行。
诚然，初代教会之后仍面临诸多挑战——犹太人与希腊人之间的冲突、关于律法的争议、内部派系和外部逼迫等，但之所以能多次转危为安，并抓住“新时代”契机，根本原因在于“神的直接介入”和“圣灵的主权”。例如，使徒行传11章里，耶路撒冷教会虽起初严厉质问彼得，但在听他阐明异象中神的工作后，态度便软化并且归荣耀与神；安提阿教会愿意按照先知的预言预先行动，也正是因为相信圣灵的引领。这种顺服神的和好、合作之道，为教会克服分裂、迎接新发展奠定了基石。
张大卫牧师总结指出，教会历史上每一次重大复兴与成长，都与“放下成见、在福音根基上寻求合一”息息相关；相反，当教会用人为的疆域划线，自视为独一无二，排斥异己，便会走向停滞与内耗。若遗忘了“拆毁隔断的墙之十字架”是教会身份的根基，那么教会就会逐渐失去福音的动力，转而只关注扩大自身规模或维系自身特权。但初代教会在使徒行传11章的事件中，因顺服圣灵而团结一致，最终得以携手迈向罗马帝国的广大地域，并在多次冲突中，依旧能回到“神的方向”上来。
回过头来看，张大卫牧师借使徒行传11章不断提醒我们：“教会在福音里本为一体，有责任超越民族、文化、传统的藩篱。”当犹太人教会与外邦人教会在最初面临巨大隔阂时，一旦明白这是神的计划，他们就能齐声欢呼：“原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随后，安提阿教会以自发性的捐献与实际行动，将这种喜乐进一步拓展开去，帮助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使徒行传11章呈现的整段历程，恰恰说明教会最终要成为一个“普世宣教共同体”，并且让我们预见到教会应有的面貌：它不分你我，真正把神的恩典带给万民。
若想在当今承接这份精神，就必须作出“扩展福音地平线”的决心。我们需要查验教会是否还残留“排他性教条”或“文化偏见”，从而限制了福音的广度；我们是否真心接纳新来的弟兄姐妹或不同民族、语言群体？我们是否愿意扶持那些在宣教工场上辛勤服事的同工，又是否乐于从他们的经验中学习？就如同耶路撒冷教会承担差派责任，安提阿教会以互助与服事回应，当这种合一与落实结合起来，教会将更臻成熟。张大卫牧师称之为“以十字架为中心的宣教”，也是使徒行传11章所呈现的教会原型（Prototype）的最真实形态。
总之，使徒行传第11章在三个主要脉络中，展现了初代教会如何奠定“世界宣教的基础”。第一，犹太人教会与外邦人教会的冲突揭示了“选民意识”与“律法传统”同“新约福音”之间的张力。第二，彼得的异象及哥尼流事件强调了宣教立基于“神主权的自由”，教会应当顺服其旨意。第三，安提阿教会的诞生、先知亚加布的事工，以及与耶路撒冷教会的互相配合，则证明了“践行合一”对于教会成长具有决定性推动力。而贯穿整部叙事的主轴，始终是“借着耶稣基督拆毁隔断的墙”与“神亲自的干预”。
基于这些观察，张大卫牧师得出结论：初代教会所经历的全部冲突与和解，并非局限在过去某个时代，而是一份永不过时的“指南”。在区域教会层面，人们会因教派、传统或神学立场不同而起冲突；在海外宣教工场，也难免遭遇文化与偏见带来的摩擦。每当我们陷入这种处境时，都应谨记：“神早已在那里工作，并邀请教会共同参与。”要回应这邀请，必先舍弃“先入为主”的成见，谦卑聆听圣灵的声音。
使徒行传11章最终给出的答案，是“教会源自哪里，存在为何，使命向何方”。教会被呼召去拆毁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隔墙，团结所有因神儿女身份而被招聚的人。这合一不仅停留在神学概念，还要在实际行动中落实，譬如彼此救济、差派宣教、灵里团契。当教会真能如此，便会日新又新，福音的疆域也将持续扩展。张大卫牧师所说的“福音地平线”正是指这种状态：教会超越自身，拥抱整个世界，朝着神国之实现不懈迈进。
从这整体脉络回顾，我们不难看出，使徒行传11章虽然记载的是1世纪教会的历史事迹，却同样对21世纪教会的宣教挑战给出了现实答案。当教会能冲破文化、宗教、种族的藩篱而归于合一，在圣灵指引下奔赴普天下传扬福音，并且在合一的团契里实行互助与合作，福音必能再度结出丰盛果实。而我们只要谨记，初代教会已经走过这条道路——无论遇到多少冲突，都能因“十字架拆毁人间藩篱，圣灵使人合而为一”的信念而前行——我们就能在面对任何难关时，依旧抱持这份确信与盼望。这也正是张大卫牧师借着使徒行传11章所要传达的中心信息，亦是今日教会应持守的方向。